說起王安石，我們幾乎都知道他是一個改革派人物，讀過他文章的更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而且，他做為一名從基層到中央的文官，他的經(jīng)歷和他的所做所為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在這一章里，我覺得不妨收起油腔滑調(diào)，認真地探討一下他的成功和失敗的根源。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他寫過不少傳世的經(jīng)典。如《游褒禪山記》、《答司馬諫議書》等。他的詩歌，對他的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他的詞存世約二十余首，語言樸實，以氣勢取勝，一改五代的浮華柔靡習氣。比如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大氣磅礴，被譽為詠古絕唱：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緒。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

從文學的角度看，王安石是成功的，他在詩、文、詞上都有杰出的成就，有力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對掃除五代和宋初的浮華余風，他的貢獻不可小視。古人說過，文如其人。王安石的傳世文章，多是政論，即使是抒發(fā)情感的詩詞、散文，也被他加上濃濃的哲理，從而向我們透露了一個刻板、嚴謹?shù)墓糯倭判蜗?。應該說，縱觀王安石的一生，他是一個真正的長者，政治抱負十分遠大，是一位值得我們現(xiàn)在的許多政治家敬重的歷史人物。

再來看一下王安石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他留名千古的原因，除了詩文，更重要的是他的變法。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jīng)濟具有很深的影響，他因此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因此，我們就從他的變法說開始吧。

王安石變法的的內(nèi)容，概括地說，無非是富國強兵兩項。我們先分析富國。方田均稅法、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歸根到底，只是國家、地主、農(nóng)民之間的利益調(diào)整問題。其實我們用最簡單的道理分析，在相對靜止的時間內(nèi)，財富都是守恒的，所以，通過實行一些政策在短期內(nèi)產(chǎn)生的所謂“富國”的結(jié)果，也就是財富從民間、從地主階級部分轉(zhuǎn)移到中央政府而已。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財富是可以被創(chuàng)造的，但是新創(chuàng)造財富離不開原始的資本，要充分各方面的利益均衡，才能調(diào)動積極性，而變法過程中在這方面的考慮恰恰十分稀缺，短期行為較多，造成了許多消極的不良后果。再說強兵。變法對涉及強兵的條款有保甲法和保馬法等。在宋一朝，武將的地位低下，士兵的素質(zhì)也是差勁得很，不僅差，而且數(shù)量多，每年的軍晌花費還很可觀。保甲法的推行，對于節(jié)約軍費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歸根到底還是從錢的方面考慮，保馬法也大致如此。至于兵的素質(zhì)，該怎樣還怎樣，仍然沒什么改觀。因此，少年皇帝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合伙搞的這個變法，由于沒有長遠的思考，宣傳不足、對困難考慮足，太急于見成效、方法太簡單，被認為僅僅是為了斂財，客觀上說，也不無道理。

當然，王安石并不是一個和紳一樣的人物，史書中對他的清廉也是推許的。王安石做為一個正統(tǒng)的儒教傳人，對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道在手在心，他本人的人品，即便是當時反對新法的政敵也覺得值得推崇。新法之所以失敗，從王安石本人的原因考慮，我以為，主要有三點。

一是敗在太急。蘇軾《上皇帝書》里就說過，“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就是為了充實國庫，宋神宗和王安石一個是年少沖動，急于求成，一個是因為反對者林立，急于拿出成果堵住他們的嘴，因此一個法令接著一個法令地頒發(fā)，根本就沒有搞過試驗區(qū)，一下子就大面積地鋪開，結(jié)果當然是利與弊同時并行。其實，如果真象蘇軾建議的“徐徐圖之”，一件一件成熟了再辦，我想變法不會那么快失敗。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實權(quán)在握的人群，相互糾纏勾結(jié)，只靠改革不僅沒辦法撼動他們的利益基石，而且還有可能危及改革者自身。這么多違背他們利益的法令一古腦兒端出來，這些人當然象炸了窩的馬蜂，非蟄死你不可。但是很遺憾，王安石沒有看到這一點。

二是敗在太直。王安石不是個政客，至少不能算是個陰謀家。在他當政的時代，他并沒有用手腕拉攏親信打擊異己，以為大家都象他那么簡單，只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共事。因此他雖然大權(quán)在握，但是任憑臺諫官自由議論，大有“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自負。相比于比晚他若干年的秦檜，在操縱言官這回事上，他顯得太坦蕩。俗話說，謊言說了一百次便是真理，當一個人有太多反對聲音的時候，一次兩次也許可以被忽略，但一直不絕于耳的反對聲浪，眾口爍金在所難免。變法直接損害了當權(quán)王公貴族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憤懣可想而知，由于變法實際上是宋神宗支持并促成的，對于皇帝，這些人不好責難，王安石這么一個學術(shù)派的官員自然成了最好的出氣筒。盡管他名義上是宰執(zhí)，但是他在并不掌握話語權(quán)，這是一個十分致命的問題。遺憾的是，他也沒有看到這一點。

三是敗在太輕信。王安石其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他來說，不是對就是錯，是非似乎是黑白分明。而當時的環(huán)境是，老臣們幾乎對他的變法有看法，他賴以執(zhí)行命令的，唯有親近他、支持他變法的大臣，而這些人，成分實在復雜。其實我們并不難想象，對于宋神宗的意圖，大臣們幾乎是心知肚明，之所以反對王安石，也就是對宋神宗“變祖宗之法度”行為的隔山打牛，換句話說，這些老臣們認為小伙子皇帝的所為有悖于宋朝的“祖宗家法”，他們有意見了。但是相當一部份投機分子，尤其是一些性喜“揣摩圣意”的家伙，他們也看到了這一點，于是紛紛表態(tài)支持。這種積極效忠、緊跟路線的人物，很多根本就沒有深入了解過新法，只是因為它是皇帝所推崇的，所以就支持，醉翁之意并不在酒。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沒有看到這一點，他以為支持他的人都是因為新法有利才支持，這有點象是騎在大象身上，誤以為是自己變得很高。這些投機分子當然是騎墻派，根本不會是變法的中堅力量，見風使舵是他們的拿手絕活，王安石重用這樣的人，敗數(shù)已經(jīng)定了七成。

從客觀的原因分析，變法在貫徹的過程中，由于條款本身的不完善和官僚機制的漏洞，造成貪官污吏上下其手，這樣一來，即使是好好的一本經(jīng)也要被這些歪嘴和尚念得支離破碎，更何況這部“經(jīng)”本身就沒有被仔細推敲過。更要命的是，到了最后，王安石和他的反對派把變法這個政治問題與人品掛上溝，這已經(jīng)攙雜了不理智的情緒因素，對于向來標榜自己是君子的中國文人來說，這是上綱上線的階級斗爭，你死我活在所必然，也為秋后算帳的元佑更化埋下了伏筆。

王安石變法的內(nèi)容十分豐富，我只是個業(yè)余的歷史愛好者，對那些具體的條款并無深入的研究，因此，對于王安石最后的失敗，我想，有這些原因已經(jīng)能夠解釋了。王安石的失敗，是理想主義者的失敗，是學究式的改革者的失敗，是不善實踐的理論家的失敗，是情緒化的政治人物的失敗，是溫和地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必然失敗。總之，這樣的改革，失敗是唯一的結(jié)果。當然，關(guān)鍵是我讀完歷史，發(fā)現(xiàn)他最后失敗了，然后才能斬釘截鐵地這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