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頒布《漢語拼音方案》60周年的紀念日。對于大部分中國人來說，60年前頒布的這部方案，讓漢語拼音成了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當年是如何產(chǎn)生的？記者對“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生前的回憶文章做了梳理。

資料圖：孩子們正在認真閱讀《語文》教材。 殷立勤 攝

源頭可以追溯到明朝

“《漢語拼音方案》的擬訂，曾經(jīng)參考了從利瑪竇以來到解放為止300多年來的幾十種主要的漢語拼音方案。”這是“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在《拼音字母的產(chǎn)生經(jīng)過》中寫下的一句話。

在他看來，《漢語拼音方案》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1958年，全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也表明了相同的態(tài)度——“采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350 多年的歷史”。

1605年(明萬歷三十三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著《西字奇跡》。這被認為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方案”。

其中的一些注音方法甚至延續(xù)至今。例如，利瑪竇的這本書采用不同的附加符號表示不同聲調(diào)，而這也被周有光認為是開“符號標調(diào)法的先河”。

此后，法國傳教士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也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

不過，周有光認為，這些外國人給漢字注音還都只能算是“外國人為外國人而拼音化”，“是他們自己為了便于學習中文而創(chuàng)造的權(quán)宜之計”。

到了19世紀中葉以后，產(chǎn)生了多種外國人擬訂的譯音方案。周有光在《拼音字母的產(chǎn)生經(jīng)過》指出，這些不同的方案“接近不同的外國文字”。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國人威妥瑪著《語言自邇集》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其中i、u、ü等寫法沿用至今。

當時，西方傳教士大批來到中國，利用字母拼寫各地方言，翻譯《圣經(jīng)》，傳播教義，“使上帝的語言直接通向廣大人民”，不必經(jīng)過繁難的漢字。

周有光在《東西方之間的文化橋梁——紀念<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三十五周年》中寫道：“他們提倡廢除漢字，認為‘繁難的方塊字是20世紀最有趣的時代錯誤’。這是外國人為中國人而拼音化。這種越俎代庖的拼音化，沒有得到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

資料圖：周有光。包海霞 攝

“中國人為中國人而拼音化”

而“中國人為中國人而拼音化”始于清末的切音字運動。

據(jù)周有光考證，1892年盧戇章著《一目了然初階》創(chuàng)造57個音節(jié)雙拼的符號；1906年朱文熊著《江蘇新字母》則明確主張采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字母。

此后還有1908年劉孟揚著《中國音標字書》、1914年劉繼善著《新華字》等。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集體擬訂的兩種方案，也“發(fā)生過重大的影響”。周有光認為，它們是現(xiàn)在的漢語拼音方案產(chǎn)生以前最重要的兩個先行步驟。

這兩種方案均完全采用現(xiàn)成的拉丁字母，不添新字母，不加符號，字母不足的時候用雙字母和變讀法；同時字母的用法一方面“適應漢語的特點，另一方面重視國際和國內(nèi)的傳統(tǒng)習慣”。

到了60多年前制訂現(xiàn)行的《漢語拼音方案》時，還出現(xiàn)了一波“群眾設計拼音方案的熱潮”。

周有光在文章中記載，從1950年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的時期起，到1955年8月31日止，一共收到各地633位同志寄來的拼音方案655個。

其中的方案內(nèi)容五花八門。有用“簡單漢字、偏旁部首或者漢字筆畫做字母”，有用“純粹拉丁字母的”或“純粹俄文字母的”或“以拉丁字母為主，加入少數(shù)俄文字母的”或“加入部分新造字母的”，還有速記式——“用極簡單的線條按位置、大小、長短、方向等的變化來表示不同的字母”，甚至還有“把阿拉伯數(shù)字來做字母”的。

周有光認為，“這充分說明漢語拼音方案的擬訂是長久以來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

與此同時，官方研究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也在推進。周有光當時的工作主要“就是研究、制定‘漢語拼音方案’”。到1955年10月以后，基本已確定了“采用拉丁字母這一條原則”。

1955年10月的“初稿”其實和今天我們所采用的《漢語拼音方案》在采用字母上已大致一致。后來又經(jīng)歷了1956年2月“原草案”、1956年8月“修正式”、1957年12月的“修正草案”。幾經(jīng)調(diào)整，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致同意批準《漢語拼音方案》。

資料圖：周有光。包海霞 攝

“字母的任務是侍候漢字，不是代替漢字”

周有光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從歷史角度來看，現(xiàn)在每一個字母的用法不僅可以在國際習慣上找到依據(jù)，還可以在過去拼寫漢語的傳統(tǒng)中找到根源。……現(xiàn)在的《漢語拼音方案》就是過去這些適合于漢語特點的寫法的繼承、整理、集中和系統(tǒng)化。”

周有光自認漢語拼音“擴大了漢語字母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過他同時也在文章中強調(diào)，“字母的任務是侍候漢字，不是代替漢字。字母不能進入文字，只能站立在文字之外”。

周有光指出，在方案制訂過程中，這些字母的用法也做了“中國化”的處理。

“例如：‘玻坡’‘得特’‘哥科’‘資雌’這些聲母，外國人寫作：p，p'；t，t'；k，k'；ts，ts'。這是按照外國習慣來拼寫漢語，不符合漢語的特點，也不便實際應用。中國人自己設計的方案，按照漢語的特點，把這些聲母改寫為：b，p；d，t；g，k；z，c(ds，ts)。要使字母為漢語服務，不使?jié)h語遷就外文的拼寫習慣，這是字母的‘中國化’。在字母的用法上，改變了‘主仆關系’。”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決定采用拼音字母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這意味著《漢語拼音方案》是國際通行的漢語拼寫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