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

1月2日，上海市垃圾分類半年執(zhí)法“成績單”出爐。2019年7月-12月，上海城管執(zhí)法系統共依法查處生活垃圾分類案件5546起（單位5085起、個人461起），其中未分類投放案件占案件總數58.9%。

從盛夏到寒冬，立法半年，“垃圾分類”從一個全民熱議的新名詞變成大部分上海人的生活習慣。2019年11月，上海市《關于推進生活垃圾全程分類管理情況的報告》對條例實施以來垃圾分類成效的評價是：好于預期。

但對第一個“吃螃蟹”的上海來說，“定時定點”的矛盾、志愿者何時撤離、違規(guī)處罰是否到位、濕垃圾量飆升如何處置等問題，亦成為這座城市在垃圾分類中必須面對的一道道關卡。

在專家和業(yè)內人士看來，垃圾分類是一個反復的過程。目前上海垃圾分類可說是“初戰(zhàn)告捷”，但能否長久保持、實現成功，還有待觀察，“至少要等到明年夏天，甚至三五年后。”

上海市浦東新區(qū)民生家園小區(qū)，垃圾箱房實行定時定點投放。記者 王嘉寧 攝

　　“超出預期”的半年

12月底，上海的大街小巷已少見“垃圾分類”的宣傳標語，取而代之的，是社區(qū)內張貼的分類指引、投放規(guī)定、“紅黑榜”，以及新建起來的垃圾箱房。

62歲的侯阿姨居住在徐匯區(qū)田林十二村，兩年前退休后，便主動成為了小區(qū)的垃圾分類志愿者。

每天下午4點不到，侯阿姨的身影就會出現在田林十二村59號垃圾箱房前。在非投放時間的兩個小時，她要負責兩個垃圾箱房的看管工作。

侯阿姨告訴記者，垃圾分類實行之初，居民對定時定點分類投放都不習慣，大量垃圾堆放在垃圾箱房外，只能靠志愿者來分揀。

“現在時間長了，大家都自覺按照規(guī)定投放了，也知道干、濕垃圾分好類拿下來了。”侯阿姨說，與半年前相比，如今志愿者的工作輕松了不少。

2019年7月1日，一紙條例將上海帶上垃圾分類的“快車道”。

上海愛芬環(huán)?？萍甲稍兎罩行模ㄒ韵潞喎Q“愛芬環(huán)保”）聯合創(chuàng)始人宋慧記得，2011年，愛芬環(huán)保第一次嘗試在上海尋找小區(qū)試點垃圾分類時，多次被拒絕。“很多小區(qū)的負責人跟我們說，上海很早就推廣垃圾分類，但至今都沒有成功的。垃圾分出后還是混裝混運，沒有意義。”

后來，僅有169戶居民的靜安區(qū)揚波小區(qū)答應讓他們試試看。九年下來，愛芬環(huán)保累計為上海309個小區(qū)提供了垃圾分類的解決方案。但對上海數量龐大、規(guī)模不一、類型混雜的17000多個小區(qū)來說，這也只是杯水車薪。

“垃圾分類這半年下來，可能相當于我們以前在一個街道推動兩三年才能做到的。”宋慧說，效果確實“超出預期”。

“宣傳動員的效果、垃圾的分類率和分離率，是超出預期的。” 同濟大學循環(huán)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說，目前上海垃圾的分類率約為70%至80%，這是一個可觀的數字，按照原來的預想，半年能實現50%的分類率就不錯了。

但最難的是，如何解決仍未完成分類的20%至30%，“這部分還會反過來影響前面百分之七八十中不穩(wěn)定的部分，導致分類率出現反彈，甚至退回50%也有可能。”

有小區(qū)樓道未撤桶，設有干濕兩個垃圾桶。記者 王嘉寧 攝

　　定時定點的“麻煩”

侯阿姨居住的田林十二村是一個有2078戶住戶、常住人口6019人的老舊小區(qū)，設有6個垃圾箱房，實行早晚兩個時間段定時定點投放。居民可以在規(guī)定投放時間內，使用二維碼卡掃碼打開箱門投放垃圾，只有管理員和志愿者的卡可以全天刷開。

上海的生活垃圾分類，在源頭投放環(huán)節(jié)就與“定時定點”掛鉤。

與定時定點同施并行的，是樓道撤桶。“以前上海很多小區(qū)在每個單元或者樓層設有垃圾桶，垃圾分類立法后，為了方便志愿者指導分類和監(jiān)督實行，很多小區(qū)撤桶，將垃圾集中到規(guī)定的投放點來。”宋慧解釋說，從此前情況來看，集中投放更有利于分類習慣和認知的養(yǎng)成。

2019年12月底，記者走訪上海市靜安、黃浦、徐匯、浦東等區(qū)的多個小區(qū)發(fā)現，“定時定點”是居民區(qū)生活垃圾分類的“標配”。

不同小區(qū)根據規(guī)模大小設有1-6個數量不等的垃圾箱房，投放時間多為早7點至9點、晚17點至19點兩個時間段。非投放時間垃圾箱房上鎖，有的智能垃圾箱房只在規(guī)定時間刷卡掃碼開啟。

居民也有不少意見。有早出晚歸的上班族每天都“完美”錯過垃圾投放時間，腿腳不便的老人需要步行數十分鐘下樓扔垃圾。

黃浦區(qū)海悅花園小區(qū)的一位居民告訴記者，垃圾分類立法后，小區(qū)實行“撤桶”，規(guī)定垃圾必須在規(guī)定時間投放至小區(qū)的四個固定投放點。

有居民認為，定時定點和撤桶并不屬于強制內容，《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對此僅表述為“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制度”，因此居民應該有選擇是否撤桶的權利。

后經協商，該小區(qū)制定了“定時定點”投放和“居民自治”投放兩種方案。居民自治投放即不撤桶，居民自覺分類后投放至所在樓層的干濕垃圾桶，待保潔人員收運。

上述居民告訴記者，由于住戶意見不一，該小區(qū)并未實現所有樓層“不撤桶”，多個樓層的住戶仍須在規(guī)定時間內到指定地點投放垃圾，有住戶嫌麻煩，隨手亂扔的行為時有發(fā)生。

2019年11月14日，上海市人大聽取和審議《關于推進生活垃圾全程分類管理情況的報告》會議中，“定時定點”的矛盾也多次被提及。

針對誤時投放和定時定點投放之間的矛盾，上海市相關部門在會議上表示，將堅持“一小區(qū)一方案”，在推行定點投放的基礎上合理設置和調整投放時間，鼓勵樓層撤桶。同時，抓緊研究推出誤時投放點的設置和管理辦法，防止產生破窗效應。

非投放時間，垃圾箱房管理者正在整理投放在垃圾箱房外的廢紙箱。記者 王嘉寧 攝

　　撤不了的志愿者

為了方便有特殊困難的居民，也有小區(qū)采取延時投放和誤時投放。

田林十二村便將平時人流較少的64號垃圾箱房作為誤時投放點，開放時間錯時調整為10時至17時30分。靜安區(qū)升平街小區(qū)設有5個垃圾投放點，其中1個垃圾箱房在晚投放時間段提前1小時開放。

實行誤時投放或全天開放的小區(qū)，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垃圾分類“失管”的現象。

12月28日，記者在位于靜安區(qū)的彭浦新村看到，盡管垃圾箱房貼有定時定點投放的時間表，但垃圾箱房外卻擺有近20個濕垃圾桶。即便是非規(guī)定投放時間，居民也可以隨時將垃圾扔進去。其中兩個打開的濕垃圾桶，果皮、蔬菜、塑料袋和紙盒混雜，周邊并無人員監(jiān)督。

在一些分類實效好的社區(qū)，志愿者要不要撤、什么時候可以撤，如何實現居民從被動監(jiān)督到自覺分類的轉變，也是一個難題。

田林十二村有30多位志愿者，需要每天守在垃圾箱房前。但居民在非投放時間扔垃圾的情況依然存在。

12月29日，侯阿姨剛開始值班不久，一位家住六樓的老年居民提著一袋濕垃圾走過來，略帶歉意地表示，“今天實在有事著急出門，下來一趟不容易，順手把垃圾帶下來了。”

侯阿姨一邊用志愿者的卡刷開箱門，一邊勸說對方，以后盡量在規(guī)定時間來投放。她將這次刷卡記錄在工作表格上，“非投放時間志愿者每刷一次就要記錄一次，在每個月居委會開會的時候，要通過這個總結小區(qū)的垃圾投放情況。”

有的小區(qū)人手不足，志愿者只能在投放時間前來指導和監(jiān)督垃圾投放。非投放時間段，只能靠物業(yè)聘請的保潔人員充當志愿者的角色。

12月28日下午，浦東新區(qū)民生四村的垃圾廂房管理者禹云輝正在清理堆在廂房外的垃圾。

他把紙盒拆開壓扁放上三輪車，濕垃圾破袋倒進垃圾桶。此時并不是規(guī)定的垃圾投放時間，但短短5分鐘內，有4位居民前來扔垃圾，禹云輝只好屢次幫忙打開箱房。

“如果沒有人在，這些垃圾就會被扔在地上了。”禹云輝告訴記者，將垃圾隨意投放在垃圾箱房外的居民仍有不少，他需要隨時前來查看和清理，保證箱房前的衛(wèi)生。

宋慧認為，物業(yè)在立法中作為小區(qū)垃圾分類的管理責任人，目前確實需要承擔一些類似二次分揀的托底工作。她提出一個解決方案，由志愿者、物業(yè)、居委會形成一個配合管理的長效機制。“志愿者抽空巡視，問題嚴重的反饋給居委會，小問題可以請物業(yè)找清潔人員來做一下二次分揀，這樣的反饋機制很重要。”

在杜歡政看來，值守小區(qū)的志愿者，要直到居民投放垃圾的習慣改變?yōu)橹共趴梢猿冯x。“沒有志愿者，就少了監(jiān)督的成分，居民自覺分類投放的習慣更難養(yǎng)成。”

清潔人員正在處理擺放在垃圾箱房外的垃圾桶。記者 王嘉寧 攝

　　“紅黑榜”代替罰單

對居民個人違規(guī)混合投放垃圾，上海的立法中設有明確處罰條款。“由城管執(zhí)法部門責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處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款。”

記者在走訪中發(fā)現，針對個人違規(guī)投放真正開出“罰單”的情況并不多。

上海市城管執(zhí)法局1月2日發(fā)布的執(zhí)法情況顯示，2019年7-12月，上海城管執(zhí)法系統共依法查處生活垃圾分類案件5546起，其中單位5085起、個人461起；向征信平臺推送生活垃圾分類違法信用信息232條。

針對個人違規(guī)行為，大多數小區(qū)采用拍照張貼的形式，將居民分類投放垃圾的照片和違規(guī)投放、亂扔亂放的照片同時公示在“紅黑榜”上。

有的小區(qū)將這種形式的“處罰”具體到每家每戶。靜安區(qū)河濱豪園小區(qū)，設有一個“評議臺”，分類達標的家庭門牌號會被列入“為你點贊”，分類不達標則列入“有待改進”。

該小區(qū)物業(yè)經理告訴記者，河濱豪園共有四棟樓，共208戶，每棟樓每層僅有兩戶居民。因此該小區(qū)沒有實行“撤桶”，“物業(yè)工作人員每天到各樓層檢查和收運，如果發(fā)現沒有分類好的就很容易找到是哪家哪戶投放的。”

在多個小區(qū)的垃圾箱房前，還裝有攝像頭，未在規(guī)定時間投放垃圾將會被拍攝記錄下來，并有可能出現在“紅黑榜”上被曝光。

位于靜安區(qū)芷江西街道的光華坊小區(qū)，使用的智能垃圾箱房配備有三個攝像頭。“箱房兩側各有一個，垃圾投放口頂端也有一個，居民扔垃圾的時候，攝像頭會同時拍下三張照片，同步傳輸到管理后臺，在后臺就能顯示出什么時候誰在哪個窗口投放了什么垃圾。”光華坊居委會黨總支書記陳玲玲介紹說。

其表示，通過這一措施能及時發(fā)現一些未分類投放或違規(guī)投放的行為，居委會或志愿者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勸阻和指導。

“處罰不是目的，目的是通過處罰讓大家養(yǎng)成分類的習慣。”杜歡政表示，目前，上海針對個人違規(guī)投放垃圾仍以教育引導為主。其透露，相關部門也正在討論將個人違規(guī)投放垃圾與征信系統掛鉤，探索新的對失信主體的懲戒措施。

與懲罰相對應，一些小區(qū)也出臺了鼓勵居民定時分類投放的激勵措施。

光華坊、田林十二村等實行掃碼開門的智能垃圾箱房小區(qū)，就為居民配備了印有二維碼的綠色積分賬戶卡。居民在規(guī)定時間段投放垃圾，綠色賬戶可以自動積分，積分達到一定數額，可以到居委會換取垃圾袋、香皂、洗手液、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立法之后，垃圾分類從正向激勵的方式轉向以法規(guī)約束為主。宋慧說，相關的物質激勵或將逐步向精神激勵轉變，“例如將綠色積分賬戶與一些平臺的公益項目對接，讓居民通過垃圾分類產生參與公益的獲得感。”

上海市靜安區(qū)光華坊小區(qū)，居民使用綠色賬戶掃碼開門扔垃圾。記者 王嘉寧 攝

　　濕垃圾去哪里

“垃圾分類，實際上是解決前端如何分、后段如何處理兩大問題。”杜歡政說。

垃圾分類后，濕垃圾量暴增，上海的濕垃圾處置壓力陡然加大，處置能力的缺口顯現。

截至去年10月底，上海濕垃圾分出量約達8710噸/日，高于5520噸/日的指標量，較2018年10月增長1倍。飆升的濕垃圾量，讓終端的濕垃圾處理廠不得不滿負荷運行。

12月28日上午，黎明有機質固廢處理廠的操作員薛師傅坐在工作室，隔著一整面透明玻璃墻操作抓斗抓取濕垃圾進入機器，時而通過旁邊的監(jiān)控屏觀察處理線上濕垃圾量的變化。

在這里，每天有約350噸來自浦東新區(qū)各個社區(qū)和鄉(xiāng)鎮(zhèn)的濕垃圾，通過厭氧發(fā)酵有機物形成沼氣，再通過沼氣進行發(fā)電，實現資源化再利用。

上海黎明資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衛(wèi)華介紹，該廠設計處置能力為300噸/日，濕垃圾量急劇增長后，除三條處理線24小時同時運行外，剩下的一條備用處理線也緊急啟用。

讓陳衛(wèi)華感到欣慰的是，今年7月以后，進場的濕垃圾成分純了，混雜的其他垃圾大量減少，生產效率明顯提升。他記得，2017年該廠接收的濕垃圾，“塑料袋、飲料瓶、牛奶盒，什么都有。最夸張的一次，我們在濕垃圾堆里發(fā)現了一個煤氣罐。”

陳衛(wèi)華說，當時處理設備前端還必須裝配破袋機。每隔一個小時，工作人員都需要暫停機器手動清理雜物，生產效率低，且現場污染嚴重。“以前一條濕垃圾處理線每小時的處理能力約為3-4噸，現在能達到10-11噸。”

就在這個全天運轉的廠房對面，濕垃圾處理項目二期擴建工程正在進行。“明年6月建成投產后，整個園區(qū)的濕垃圾處置能力將增至每天1000噸。”陳衛(wèi)華說。

在整個城市范圍內，上海正在加速布局大型濕垃圾處置項目。

上海相關部門規(guī)劃，2019年內建成2座濕垃圾資源化項目，新增開工一座濕垃圾項目；2020年二季度前建成3座濕垃圾資源化項目，2020年底前建成3座干垃圾焚燒項目；2021年底前再建成3座干垃圾焚燒項目，到2022年實現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表示，將通過濕垃圾脫水處理、啟動農業(yè)有機肥廠、提升就地分散處置能力、增加集中處置設施等方式，來最大化地消納濕垃圾，預計到2020年底濕垃圾處置能力達到每天9330噸。

“厭氧發(fā)酵沼氣也好，好氧堆肥也好，只有每一樣東西轉化出來，最后都能夠找到它的去處，垃圾分類才算成功。”杜歡政表示，長遠來看，濕垃圾處置是否成功，關鍵在于是否能構建起處理和轉化的閉路循環(huán)鏈。

上海黎明有機質固廢處理廠，工作人員正在監(jiān)控濕垃圾處理線運行情況。記者 王嘉寧 攝

　　誰為垃圾分類“買單”

在垃圾分類的末端，對可回收物的處理，同樣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從2018年開始，上海全力推行“居住區(qū)再生資源回收體系”與“生活垃圾分類收運體系”兩網融合。按照計劃，上海2019年要建成2000個回收網點、109座中轉站和 10個集散場；2020年建成 8000個回收網點和210個中轉站，生活垃圾資源回收利用率達到35%。

記者走訪發(fā)現，在上海各小區(qū)的垃圾箱房旁，基本都搭配有一個“兩網融合”回收服務點?？苫厥瘴锇ㄋ芰掀?、廢玻璃、廢金屬、廢紙、利樂包裝盒等。

上海市人大相關調研報告顯示，在再生資源回收方面，紙、金屬等高價值可回收物大多停留于“游擊隊”的回收模式，玻璃、織物、塑料等低價值可回收物的回收率依然較低。

玻璃、利樂包裝等低價值可回收物“無處可去”，成為阻礙回收體系建設的“攔路虎”。

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官方微信“綠色上海”在2019年8月的發(fā)布中表示，低附加值可回收物受回收價格波動幅度大、回收物流成本較高、資源利用渠道不穩(wěn)定等因素的影響，難以做到應收盡收，直接影響回收利用率。如嘉定馬陸集散場廢玻璃回收量僅占12%，雜色玻璃售價僅140元/噸；廢玻璃資源利用廠收購價僅300-400元/噸。

“低價值可回收物不值錢，要進入產業(yè)循環(huán)，就必須有人來為價值鏈的缺損部分買單，要么是生產者，要么是消費者，要么是政府。”杜歡政說，這是低價值可回收物產業(yè)循環(huán)鏈建立的關鍵。

據悉，目前，上海有部分區(qū)已制定低價值可回收物的補貼政策，更大范圍的補貼政策正在加快制定和落地。杜歡政認為，要真正打通循環(huán)利用的渠道，還需要建立一整套包括特許經營權、空間補貼、減量補貼、綠色采購在內的制度體系。

除對低價值可回收物的補貼外，事實上，從前端分類設施的投入、中間收運工具的添置，到末端處置項目的建設，垃圾分類的行政成本無處不在。

另一方面，“誰產生，誰付費”的條件尚未成熟。“即便是在上海，近期來說，也很難建立起垃圾收費制度。”杜歡政坦言，這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

如此，對于未來要像上海一樣實行垃圾分類立法的更多城市來說，政府如何為垃圾分類“買單”，亦需要提前考慮。

“對其他城市來說，更應該根據各自特點去設計垃圾分類全品種、全流程的方案，或許從一個試點、一個區(qū)域開始，由點到面地去探索最合適的方法。”杜歡政建議。（記者 吳嬌穎 王嘉寧 周博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