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陳穎

散文易寫難工。如何在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寫出獨特的美感與體驗，這關乎作者的審美趣味及文學修養(yǎng)。在福建的當代散文寫作中，劉翠嬋的鄉(xiāng)土散文雖然數量不多，但她真誠地感受著土地上的眾生相，在克制的書寫中超越了一己悲歡的小視角，看到時代變遷背后那個更為廣闊的藝術世界，從而打通了“小村莊”與“大世界”之間的精神通道，成為眾多讀者的閱讀期待。

真誠，是個體與自然萬物建立感知對應的心靈起點，也是所有藝術創(chuàng)新的基本要求。如果寫作不能忠實于自己的心靈，身體的細微感受就無法被真實傳達，也就沒有新鮮的發(fā)現。在與故鄉(xiāng)萬物的真誠交流中，劉翠嬋擺脫了公共文化想象的束縛，從而在濃烈的情緒與沉默的萬物之間，找到一條屬于她自己的表達通道。

她寫牛羊吃草的場面：

羊生性膽小，見牛霸在那兒，遠遠地找一塊地，像小媳婦，小嘴急急掠過草面，恨不得三口兩口就吃好。吃著吃著就吃到牛尾巴下，牛尾巴一甩，把羊驚出一身冷汗，一下子躥出老遠。（《故鄉(xiāng)草》）

她寫耳豆花：

“它的花瓣是兩只虛掩著的耳朵，傾聽著大地上生長的信息。到時候了——豆秧爬得比誰都快，豆花噼哩啪啦炸開，一串串掛滿秧藤。”（《莊稼開花》）

作者對這些細節(jié)的描摹，接通了感官的血脈，使知覺的觸角更加精細、獨到。同時又打通了各個感官之間的界限，形成新鮮活潑的感受，還原出一個生氣勃發(fā)的村莊世界，讀起來令人興致盎然。這些奇警的比喻、曼妙的通感、生動的擬人，在劉翠嬋的散文中比比皆是，比如“美好的時光”宛如“瓷器”一般瑩潔，“翠郊的古民居”化身為“茶株上最金貴的嫩芽”，“初春”變成了“涼薄之人”，她把文字引到詩意、夢想、遠方等事物的身旁，使這些掩埋在日常村莊里習見的事物展示出獨特的審美趣味。

這些渺小的生命作為寫作所依憑的物質材料經由作者心靈的轉化向多維度撐開，包括與時代的對話、對社會現象的思考、對死亡的嘆問等等，使她的散文從輕盈走向了深刻?！豆枢l(xiāng)草》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作者從草的生死，寫到村莊的興衰，再寫到生命的輪回，表面上是寫野草，但筆觸伸向的卻是社會快速發(fā)展過程中鄉(xiāng)村文明所遭遇的社會問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鄉(xiāng)村空心化是城鎮(zhèn)化進程中所衍生的一種社會現象。村莊建筑因此衰敗，曾經的鄉(xiāng)村倫理，無以賦形，走向消亡。對于離鄉(xiāng)的游子而言，“村莊與他們除了一息尚存的老爹娘外，已沒有任何瓜葛。有一天，當爹娘死去，成了墳頭上的草時，他們才會回來，然后，更徹底地離開。”那么，他們曾有的精神記憶將如何安放？他們身后是否還有真正的故鄉(xiāng)？精妙的構思里潛藏著作者對時代的反思與追問，撐開了作品的深度與厚度。

不浮夸，不做作，讓語言貼著作者的心靈體驗并抵達事物時搖曳著作家的情感力量，這是語言技藝的精妙把握，也是心靈素養(yǎng)的寫照。劉翠嬋的散文極少在情感層面做過度地渲染，往往借用事實和經驗的細節(jié)化處理構筑了作品內容的堅實，消解了傳統(tǒng)抒情散文的空泛無力。

《我哥劉偉雄》描寫兄妹們幼時離鄉(xiāng)背井受盡冷落，沒有尊嚴的生活鑄就了他們的生命至痛，那些痛楚的情緒在隱忍的文字下涌動，憂傷而動人：“我們流落鄉(xiāng)間，我們需要親人。小人書，成了這個時節(jié)最溫柔的手，就著村莊豆大的燈光，不停地撫摸著我們受傷的額頭，和流淚的眼睛。”《木菊》寫祖母，她以年邁之軀被遣離鄉(xiāng)，領著全家七口在牛圈里度過春節(jié)；她聲嘶力竭地，以“罵”驅走偷竹人；聽說女兒病逝“無動于衷”……沒有驚心動魄的場面，也沒有撕心裂肺的吶喊，但在這些具體、冷靜的記敘中，無數個艱難歲月中以“硬氣”對抗苦難生活的“木菊”們，紛紛從祖母身后的時代中走出。這種對于那個荒唐年代人們生存狀態(tài)的解讀，使劉翠嬋的寫作從私人的狹小視野中走出，呈現出更寬闊的精神視界。

劉翠嬋說“人間一個小小的村落”就是她心里的“天堂”。“在風中擺攤的孤苦阿婆”“背著一只煎得金黃的鯧魚去臺灣探親的媽媽”“因為丟羊而偷哭的老實表舅”“摔一跤再也無法爬起的太婆”等等，這些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不僅有細小的悲傷，還有各式的堅韌，它們構成了觸手可及的廣闊人生。她從細微處入手，詩意的輕盈背后潛藏著對現實的深刻思考，這樣的寫作經驗是值得珍視的，它打破了散文文體形式輕盈與內容厚重之間的壁壘，實現個體靈魂與廣大人心世界的精神相接通，為鄉(xiāng)土散文的寫作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