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一部詩歌作品選本是學問，是藝術，也是選擇。擇與棄，彰顯編者個人趣味，但最后仍不免溯源于時代?！陡＝▋?yōu)秀文學70年精選·詩歌卷》無疑是把福建當代詩歌史納入共和國70年的發(fā)展大流中，需要的是編者對時代的宏觀把握能力和對文本微觀批評能力。福建作為中國詩歌地理版圖中的重要成組部分，從早期受抑而蓄勢，到“歸來”中的爆發(fā)，再到爭鳴中的眾語喧嘩，其詩學嬗變與時代審美變遷息息相關，正如編者伍明春在該書后記中所言：“縱觀現代漢詩100多年來的發(fā)展行程，在各個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閩籍詩人的身影從未缺席，他們的詩歌綻放出一種耀眼而獨特的光芒。”

詩歌如何以其獨特的經驗表達和想象能力進入生活？詩人如何在沒有深度的平面生活中，發(fā)現沉潛在喜怒哀樂背后的共同精神渴求？這部詩歌選本則以藝術標準為前提回答了這些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體化詩歌話語中，蔡其矯是透過裂隙一道光，他有“沉痛”、有“不忍心”，并借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表達自我“寧做瀝血歌唱的鳥/不做沉默無聲的魚”（《川江號子》）。1979年，蔡其矯更以對時代審美轉型的高度敏感寫下《波浪》一詩，這是詩人對自由的呼喚，也是他對詩歌歸來的期待。同年，福建詩人舒婷發(fā)表了《致橡樹》《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等經典詩篇，以不拘一格的藝術姿態(tài)承擔起特定時代文化啟蒙的重任，成為中國詩壇不滅的記憶。相較于當時刻板、單調的既有詩歌模式，以舒婷等為代表的朦朧詩人對理想人性的追求、對自由心靈思考的渴望、不受傳統(tǒng)習慣的羈絆的詩學觀念引發(fā)廣泛的詩壇論爭。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發(fā)表了三個“崛起”論，不約而同肯定了詩歌回歸本體、尊重個性的審美特征。

心靈一旦獲得解放，潛藏在八閩大地上的詩歌力量就紛紛破土而出。詩人沖破自我封閉，從生命的外在形態(tài)走向內在真實的生命體驗。出生于閩南的詩人安琪以背井離鄉(xiāng)的詩歌朝圣精神和筆耕不輟的文本創(chuàng)作，踐行著對詩歌深沉的熱愛。她明白“親愛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樣生活”(《像杜拉斯一樣生活》)，但她依然努力著“做夢都想翻過喜馬拉雅”（《風過喜馬拉雅》）。她所提出的“中間代”概念，在洪子誠、劉登翰主編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中被視為是詩歌史代際概念的一個補充。這正是對安琪多年來不遷就不妥協(xié)的詩歌精神的回應。有部分詩人在先鋒與民間立場之間維護一種有尊嚴的日常化寫作，比如呂德安《詩歌寫作》中說“多少年，在不同的光里/我寫微不足道的事物/也為了釋放自己時/一順將黑暗沉吟”。

經濟形態(tài)的多元化與社會身份的分層化裹挾、激變著人們的審美趣味。個體的日常抒發(fā)與世俗審美消費獲得更多的合法性，理想主義的光芒在90年代末期開始暗淡。如何以出色的文本創(chuàng)新實現對社會精神的審美引導？第七屆魯迅文學詩歌獎得主湯養(yǎng)宗堅持對新詩的現代性探索，在“破”與“立”中不斷拓展詩歌的藝術空間。選本中的8首詩不僅指向湯養(yǎng)宗不同階段的文本創(chuàng)新，還看重其詩歌中主體精神的表現與擔當。即使“與自己的祖國的母語一直熱戀”（《在漢詩中國》）但同時也要“自己給自己制訂法典/一條棍棒先打自己，再打天下人”（《立字為據》）。文本的創(chuàng)新要求詩人在時代的裹挾中保持警惕，以躬身自省的寫作姿態(tài)和堅定的美學立場實現語言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

詩歌在福建從來都不是寂寞枯燥的單行河道，而是千百支水流匯聚、跳躍的海洋。在閩東，不同代際的詩人匯聚成令人矚目的地域性文學現象——“閩東詩群”，他們以持續(xù)的影響力和成就踐行與傳播“閩東之光”；在三明，一群人因為相近的詩學觀而聚合，提出“大時空、大心境、大技巧”的美學主張；在福州，巴客、雷米、張文質、顧北等倡導詩歌的先鋒性與實驗性寫作，從而形成頗具影響的“反克詩群”；還有“閩北詩群”“漳州詩群”“客家詩群”“晉江詩群”等。每位詩人的努力，最終推動了閩地詩歌的整體發(fā)展。總之，這部詩歌選本涉及面之廣，入選人數之多，足以反映編者的細心工作與專業(yè)眼光。雖“難免有遺珠之憾”,但更多的優(yōu)秀詩作因此得以呈現，不至于被湮沒。

詩人們因為時代環(huán)境、文化背景等不同，帶來審美發(fā)現與詩語表達的差異，但正是這些“差異”才構建了人世間的豐富與新鮮活潑的生命力。70年來，福建詩人的生命經驗在作品中生長、融合、升華，最終以藝術想象的姿態(tài)匯入時代經驗，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浩渺星空中閃耀。